一、感慨

       金秋十月，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或医学、物理、化学等三项科学奖尘埃落定，名花有主。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犹如考试中的主观题，那么，诺贝尔生理或医学、物理、化学等三项科学奖就是考试中的客观题，不涉社会制度、东西方价值观等，向来众望所归，很少有异议。不少有诺贝尔科学奖情结的中国人心中想必充满五味杂陈：我们又获得了一次艳羡别人综合实力的机会，而自己以位居世界ＧＤＰ排名第二的“身价”，在诺贝尔科学奖花落时节却只能做一个台下优雅的看客，热闹是人家的，我们年年盼望，到头来年年失望，甚至还看不到一丝半丁的希望，而近邻日本一下子又新添了两位日本国籍的获奖者！每逢结果出来，总能激起国人对中国整个科

       研机制的思考，与其说国人关注诺贝尔科学奖，倒不如说关注民族的尊严与未来。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离诺贝尔科学奖还有多远？中国——昏睡百年的东方雄师，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国，是到该有人拿诺贝尔科学奖的时候了。百度、GOOGLE一下“中国　　诺贝尔奖”，就会跳出几十万条有关信息，大致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 说科学精神的有，说制度欠缺的有，说教育薄弱的有，多是一些抄来抄去的文字；另一类则是愤青们的情绪宣泄或无聊文人无病呻吟的文字秀，不论是痛心疾首的，还是说人家不公平的，都象是一群没穿衣服的傻瓜，在离奖台很远的地方意淫。很多读者在网上留下的评论更叫人啼笑皆非，如很多人以袁隆平怎么拿不了奖怀疑评奖的公正性等，连科学与技术都分不清，不贻笑大方么？凭心而论，新中国一流的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屈指可数，其中最接近获奖的研究成果非人工合成牛结晶胰岛素莫属，但也只是有点希望而已，毕竟从理论上解决关键技术的是英国人桑格。诺贝尔科学奖离中国似乎很近，又似乎还很遥远。

       诺贝尔科学奖作为诺贝尔奖殿堂中最耀眼的三颗明珠，多年来一直受到国人的高度关注，惟其如此，才会有中国人如此浓郁的诺贝尔科学奖情结。放眼望去，群星灿烂，耀眼的光环簇拥着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庞，一串串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一项项推进人类文明的成果，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金发碧眼居多的群体中，也有8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华裔：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这些外籍华裔的成功，向世人昭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决不亚于世界任何民族，中国人不笨！行进在科学巨人之间，凝视他们闪烁着智慧的双眸，心存着对科学奠基人崇高的敬意，也许你会飞舞思绪，憧憬着自己的科学梦，但在这包含近３０个国家、500多人次的获奖泰斗中，属于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中国的中国成果和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居然难觅踪迹，实在让人沮丧。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历史的幸存者，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剪除“异端”，再也没有能重演过百家争鸣的历史大戏。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静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工业革命却逐渐地把欧洲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直到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现代文明呼啸而来时，古老的华夏文明己经没有还手之力了。人类有理由为过去四百年的科学成就而自豪。牛顿、麦克思韦、瓦特、布兰卡、爱因斯坦以及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科学的殿堂内更是光芒四射，而与他们显赫的名字对应，中国的科学名人还是毕生、蔡伦、张衡、祖冲之、沈括……

    

       二、感想

       在“中国制造”成功地在世界范围内遍地开花的时候，在中国外汇储备空前绝后地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的时候，在所谓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说法被中国人大方笑纳的时候，诺贝尔科学奖却顽强而又成功地把守住了通向中国的条条隘口，成为为数不多的未被中国人攻陷的制高点之一。可惜，我们不能克隆体育竞技中的“举国体制”来个夺奖计划。世界上也从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是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为“举国”发展目标之一的。本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应该是水到渠成之事。

       我们中国人向来喜欢比较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热衷于寻找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得出的结论当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五花八门，有思想论、地域论、战争论、气候论、人种论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实事求是讲，在可能存在的众多因素中，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探索精神，对科学家的尊重，合理的科学研究制度和系统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等等才是构筑西方文明大厦的最坚实的基础。反观当下之中国，社会上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而代表中国最高科研成就和学术水平的两院院士，很象古希腊时期的元老院，科研竞争如同奥运赛场，你能期望他们与外国正当年的中青年科学家同场竞技？这也太难为我们的长辈了，苛求他们再立新功，有点不厚道了，尊老爱幼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称，新世纪新当选的院士，近九成兼有大小行政职务，既当裁判员，又有运动员身份，你能期望这些日理万机、带什么长的院士真有三头六臂，勇攀世界科学高峰，到达光辉的顶点？更要命的是，在浮夸风盛行的大环境下，不少体制内的科技精英，迫于“生计”压力，造假、抄袭等学术不端比比皆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句名言：“窃书不叫偷”，如今不少象牙塔中的精英相比孔乙己有过之而无不及：“抄袭不叫剽窃”，有理由相信，有“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之称的方舟子博士揭露的１０００多起科技

       我们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伴随的是接连不断的各种各样的考试。学生总是希望从老师的课堂上得到对于一个问题的最终答案，而科学的前沿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之中，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看来，考试并不重要，学生也不要只满意一个解决方案；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科学直觉的习惯，用不同方式看待问题。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媒体炒作出来的所谓“哈佛女孩”、“牛津男孩”等可遇不可求的故事仍在感召着中国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升学率、应试教育等仍在以惯性压迫着本来应该“教书育人”的教师们。少年大学生宁铂、甘政、谢彦波演绎的现代版“伤仲永”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拔苗助长，终究害人不浅啊。这也是中国青少年在“奥赛”上常常披金戴银，但到了成年却“泯然众人矣”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获奖的科学家大多数在青少年时代与同龄人无差异，调皮，贪玩，成绩平平者也不乏其人。但他们似乎有很多共同点：从小热爱大自然，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敢于挑战，勇于创新，有良师益友。诚如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卡尔一萨根所言：“每个人在他们幼年的时候，都是科学家，因为每个孩子都和科学家一样，对自然的奇观满怀好奇和敬畏。”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无一不是从小就对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失的其实就是科学精神，历代统治阶级视科技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明朝末年，才有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等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但“官本位”的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想开启民智，必然要扼杀科技文明的传播，也就不难理解了，五四运动的先驱们要呼唤“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遗憾的是，我们这个自卑又自大的民族，很多方面迄今尚未有很大改观，如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阴阳五行之类还渗透在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风水、算命、气功等还大有市场，公众科学素质普遍低下，殊不知，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从废除汉医信奉科学开始的。只有全民的科学素质高了，以科普之水涨科技之舟，科学的春天才会降临。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具有诸多的偶然性，并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我们理应保持一颗平常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反思，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获奖本身。

 

       三、感悟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专家预言，以中国的耕地和人口，中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可事实是，中国不依赖外国解决了１３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又有多少人认真想过，创造这个奇迹的，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是哪个领袖，而是James D. Watson、Francis Crick、Har Gobind Khorana以及无数工作在全球各个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正是他们开创性的工作让高产作物成为可能。类似的，每一个诺奖的背后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故事，都足以让全人类为之骄傲，而受益最大的，也最该感恩的，就是中国。我们应该感激那些为了全人类工作的科学家，他们用自由的思想，天才的头脑，执着的努力，带领这个蓝色星球走向文明、富强。

       科学没有国界，这一点不用质疑，作为１３亿人口大国的中国苦等诺贝尔科学奖望眼欲穿，甚至有些酸葡萄心理也可以理解。但这种浅薄的民族主义心态和诺贝尔奖的精神相差甚远：诺贝尔没有只奖瑞典人。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取得了成千上万项研究成果，成功地开办了很多工厂，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他在即将辞世之际，立下了遗嘱：“请将我的财富变作基金，每年用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意念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根据这个遗嘱，从1901年开始，具有国际性的诺贝尔奖创立了，只有那些拥抱世界文明的民族才有可能沐浴它神圣的光辉，也只有那种胸怀磊落的民族才有可能领跑世界。

       我国现行科技体制最大弊端是什么？什么近期规划，什么远景规划，不也说得头头是道吗？可到头来，与其它政府形象工程好象别无二致。其实，行政主导的科技体制才是问题根本所在，相信政府高层也不会不知道，但真要较真，涉及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导游戏规则的官员大人实在力不从心，只好退缩，或罔顾事实，顾左右而言它。偌大的中国，不乏天才，中国有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语中的！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项目审批和成果评审必然向权力倾斜，这些年暴露的学术腐败问题，主要是体制漏洞使然，没有民主透明的同行评议和对项目的双盲评审，不出问题才怪！如果我们的专家群体既是进谏者、论证者，又是在最高决策层下的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少些犬儒，多些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善莫大焉！

       真正的科学家往往是很单纯的，而中国特色的科学家，则有了太多功利心，在对科研经费的追利中，也必然牺牲掉对学术本质的追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很多时候，科研工作者未必想如此，可在非学术化的学术领域，他们或许只能选择“沉沦”、无奈接受。

       国庆节前夕，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遇袭案成功告破，发人深省的是，幕后指使的元凶竟是973首席科学家肖传国，而且要不是方舟子５年前对其引以为豪的肖氏反射弧提出质疑，肖传国可能早就评上院士了。肖传国曾在众多“光环”围绕下信心倍增，甚至敢向媒体公开宣称：“如果运气好的话，我有可能在五六年后获得诺贝尔奖。”象肖传国这样喜欢自吹自擂的所谓科学精英，在当今中国恐怕不在少数吧。虽是极端个案，好歹也让我们公众看到科研生态沙漠化的严峻现实，看来要在贫瘠的土壤生长出科学绿洲还需假以时日。钱学森之问恐怕暂时无解，因为中国至少目前尚无能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大学。虽然我们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集合着本学科前言纵横驰骋的大部分精英，然而多在兢兢业业、按部就班，譬如学术交流，更多地流于泛泛而谈的报告会、论文征集、评奖评比活动，很少有人愿意化大力气去围绕本学科的理论和相关行业的技术做吃力不讨好的原创性活计，问题倒是层出不穷，方舟子一打一个准，由此来看，中国科研如果不克服浮夸作风的瓶颈制约，要想获得诺贝尔奖或许只是一个奢望、一种空谈。中国离诺贝尔科学奖还有多远?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大概还不至于要用以天文学的光年计，但若采用国际度量衡单位“米”度量，则建议用科学计数法表示，否则，数字太长，真会让人大跌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