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高尚道德情操的践行者
      “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增强维护科学尊严的自律意识,做高尚道德情操的践行者。”我深知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向善、求善、至善,这是科学技术的目的和宗旨。科技工作者,一个受全社会景仰的群体,理应洁身自爱,维护科学尊严,做高尚道德情操的践行者。
       学术腐败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如社会风气的侵袭、学术体制的缺陷等等。但是,如果仅仅以此为盾牌,对学术道德放任自流,那既是为“学术腐败”的蔓延和发展开了一个无底的“黑洞”。 学术腐败,撇开当事人自身道德缺失这个内因外,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风、有关部门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有关,科技界不是世外桃源,平心而论,我们在谴责少数心术不正、投机取巧的败类的同时,更应该从源头上去找问题,对症下药。  一些人追求名利,把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看作是个人捞取好处的手段,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科研成果粗制滥造;一些人不顾科研工作的职业操守,弄虚作假,欺骗社会大众。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是非标准鲜明,价值导向明确,体现了传统美德,对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指导意义,全面回答了什么才是高尚的道德情操的问题。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科技工作者,要做高尚道德情操的践行者,一定要牢记“八荣八耻”,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提升思想境界。学术腐败以不诚实为表现形式,是可耻的见利忘义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揭露,触犯法律的,要绳之以法,以示警戒。
       原来被公众高山仰止的科学家的的职业声望在下降,这与科技界近几年不断曝出的丑闻不无关系。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是天然的道德楷模。难怪很多老科技工作者听说象牙塔里也有假冒伪劣,就不禁感喟世风日下。
       在中国科协七大开会其间,不少代表也对出现的学术腐败义愤填膺,认为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在一些代表提议下,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工作者作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时代赋予科技工作者神圣的使命,应该严以律己,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寄予的厚望,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贡献,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应有的贡献。
       有句古训:“做事先做人。”良好的道德修养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一流的科技成果诚可贵,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价更高。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指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但这不应当成为中国科技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科学家,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科技界应该是道德的最后底线。本来,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已是国际上公认的一流动物遗传学家,因拥有克隆干细胞的技术蛮声海外,但为了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取得更大的“辉煌”,不惜伪造数据,于2004年和2005年先后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论文,去年造假行为大白于天下,黄禹锡终因学术造假而名声扫地,还将面临老狱之灾。有才无德,才就会被魔鬼驱使,非但为人类文明进步做不了好事,还会走向人们所不齿的反面。只有德才兼备的科技工作者,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才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学术腐败”的结果,等于号召人们放弃一切道德良知,蔑视科学与文化,而一窝蜂地向能够捞取好处的当官发财去努力,学界尚且如此,则何以通过学界影响去风化社会?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科教兴国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我辈孩提时代都读过《科学的春天》这篇课文,“向科学进军”的号令曾使我们热血沸腾,最爱听老师讲科学家的故事,立志长大当科学家视为最崇高的理想,数学家陈景润等科学家的事迹鼓舞着我们,“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是那时侯的流行语。在我心中,科学家都是集真、善、美于一身,推动社会生产力贡献最大的巨人。时过境迁,如今,价值取向已趋多元化,我当时的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是幼稚的,但毋庸置疑,一个崇尚科学的民族,才是有发展前途的民族。崇尚科学,全社会就应该尊重科技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则必须有道德操守,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学术不端行为,树立和维护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形象。
       我不禁想起自己失落的科学家梦。我崇尚科学,为了实现我的追求,1987年,我辞去公职又上了7年学,获硕士学位后,从事科技和科技推广工作十多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对科技界的认识是:虽然主流是好的,但问题多多。确实有不少名头很大的科研单位干了见不得阳光的勾当,我曾有切肤之痛,对一些“精英”骗子的不良行径深恶痛绝。古人云:“非言之难也,行之惟难。”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必然导致“诚信链”的断裂,使得诚实的科技工作者处处受阻,造假的“学霸”四处横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在浙江某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同事中最混得开的几位,最大的本事不是科技攻关,而是向上公关,申报课题靠公关,发表论文靠公关,课题鉴定、职称晋升、奖项分配也莫不如此,事实上,说白了,就是送钱打点各路神仙,作出可怕的提成承诺,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课题经费骗到手基本上就万事大吉,所谓研究成果到头来基本上是玩玩文字游戏,“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的成果有无实际价值参与者都心知肚明,纳税人的钱就是这样糟蹋的。我也抗争过,但改变不了现状,只能改变自己,我终于选择了默默离开,有人说我放弃大学教师岗位太“傻”,太较真了,一个业务尖子,熬几年,就能当教授,有些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何必打退堂鼓呢?我的回答是:我不需要这种无耻的“名利双收”,当不成科学家也罢!当时还没有“学术腐败”这个术语,一些人道德的崩溃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很庆幸,虽然失去了可以唾手可得的“功名”,但终于没丢掉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良知,失去做人的尊严。应该指出,那时,我周围也有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科技工作者,鲜有机会,因为好处都让某些沽名钓誉者独占了,听说后来我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同事后来多数选择了出国,黄鹤一去不复返。正应验了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全市科技创新大会暨市委九届11次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引用的几句顺口溜:“一流人才去美国,二流人才去欧洲……”,并说,此话可能有失片面,也有一定道理。急功近利、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学术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学术组织的官本位化等等,是造成科技人才逆向流动,学术界急功近利、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主因,让擅长交际、无德无才之辈屡屡得逞的内因。
       我很幸运,在离开科研岗位后,在原浙江大学一位领导举荐下,调任浙大技术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开始致力于科技产业化,分管10家联营企业。企业当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我同时不忘作为一个正直的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做有害人民利益的事,如“瘦肉精”,化学名盐酸克伦特罗,是一种兴奋剂,能显著提高动物瘦肉率,很受养殖户欢迎,我有过专门研究,知道其对健康的危害性,在国家明令禁止前,我就坚决反对向市场销售,哪怕后来在民营企业浙大科达生物技术公司时,我顶住内部压力,仍不允许经营本来可以每年带来几百万元利润的违禁产品,高科技应该是用于造福人类的,而决不能危害人类,君子爱才,要取之有道,科技工作者应该坚守道德底线:“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在“利”和“义”必须去舍时,我总是义务反顾地选择“义”,决不后悔放弃不“义”的“利”,我铭记着于谦的一句名言:“要留清白在人间。”2002年以后,我把更多的精力化在下基层传播实用技术上,配合企业产品推广,在全国做巡回讲座,我觉得很有意义,2004年,我终于从企业淡出,我很感恩杭州市科协给了我一个服务公众的契机。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奉献,在奉献中成就懿德,应该是每一个正直的科技工作者的必然选择。
       科技事业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事业。崇高的道德修养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必要前提。科技工作者要倡导诚实守信、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气,加强道德自律,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做高尚情操的践行者,甘于淡薄名利,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我们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弄虚作假、欺诈剽窃、投机取巧等丑恶行为。
       我想,虽然科技工作者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但是既然身为学者,以学术为业,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就有责任在道德操守上率先垂范,起码也要守住为人为学的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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