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殿堂里的不和谐音符

       这些年，本该神圣的科学殿堂也出现了很多不和谐音符，问题涉及项目申报、职称评定、论文署名、奖项评比等诸多方面，有相当复杂的成因，撇开当事人自身道德缺失这个内因外，不能不说，这与当今社会普遍的浮躁有关。

       一般人眼中的科学家，知书达理，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是全社会的楷模。只可惜，科技界同样会被官场污染，一些学霸、学商、学官将科技投入、项目立项当成了摇钱树、当成了快速获取个人利益的捷径，至于学术研究的目标，不过是堂而皇之的道具而已；热衷于跑科研项目，热衷于人才引进，不过是为了套取经费然后滥用。

       象肖传国这样喜欢吹牛的“科学精英”，恐怕不在少数，偏偏遇上了“好事者”方舟子。肖传国雇凶伤人虽是极端个案，好歹也让我们普罗大众看到科研生态正走向沙漠化的严峻现实，在贫瘠的土壤生长出科学绿洲还需假以时日。方舟子揭露的上千起科技界的学术腐败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

            

       一、官本位下的科研生态

在现实生活中，所谓“混得好”的科技工作者，“情商”往往不是一般的高，最大的本事不是科技攻关，而是善于交际，申报项目靠公关，发表论文靠公关，成果鉴定、职称晋升、奖项分配莫不如此，经费骗到手万事大吉，最后的研究成果无非玩玩文字游戏——“国内首创，国际领先”，有无实际价值参与者其实都心知肚明。

      爱恩斯坦说：“是人格而非才智造就了最伟大的科学家。” 科研道德是科技工作者的立身之本，“非言之难也，行之惟难”，如果科技工作者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必然导致科研生态链断裂。科技界最不该沦落为官场的附庸。

       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探索精神，对科学家的尊重，合理的科研体制，系统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构筑起了西方文明大厦最坚实的基础。而代表中国最高科研成就和学术水平的两院院士，很像古希腊时期的元老院，据称，新世纪新当选的院士，近九成是学官，既当裁判员，又有运动员身份，人们能期望这些日理万机、带什么“长”的院士真有三头六臂勇攀世界科学高峰、到达光辉的顶点？劣币必然会驱逐良币，最近，曾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国际著名的神经结构领域开拓者之一施一公教授当选美国两院外籍院士就是对中国式院士“评选”的

       官本位的科研生态必然泯灭科技工作者应有的独立姿态。面对“高官”与“高管”们的来势汹汹，如何捍卫科技工作者应有的学术尊严呢？中国目前仍没走出臣民社会阶段，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无奈。“梦想生长，离不开土壤的滋养；梦想成真，更需要公平的保障”——这已融入中央高层坚定的执政理念，在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高论后，人们似乎可以抱有一丝希望了。在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权贵们在科学面前，更多时候像小丑，夸夸其谈，滑稽表演而已，大可轻蔑。

       带上太多功利性的科研，让科技工作者苦不堪言。说句不好听的，现行的科研政策就是逼良为娼。科研制度不变，中国的人才引进计划将一直持续下去。反过来，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中国自上到下的官员热衷大张旗鼓引进海外人才，而不喜欢引进国外先进的科研体制？因为既得利益者竭力维护的莫过于官本位制度！每一个科学家有自己的科学梦，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创设公平的环境，帮助每一个科学家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精彩的科学梦，而不是制定名目繁多的人才政策，滥用公权，人为制造新的矛盾和不公。

          

       二、沉寂的民族脊梁

       真正埋头做学问的科技工作者是弱势群体，往往显得清高孤傲，因为他们不愿也不屑干下三滥勾当。如获得美国医学界最高奖——拉斯克奖的屠呦呦研究员，很正直，说真话，不为名利所扰，心无旁骛，获奖前几乎已被社会遗忘，正应了鲁迅在《中国的脊梁》一文中所言，中国历来不缺愿为理想献身的精英。何祚庥院士多次在公开场合告诫莘莘学子：“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出路在出国”，其实，正好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体制之殇。媒体老说美国掠夺中国青年科技英才真冤枉人家了，人家实际是在帮助中国那些不是官的人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我们社会的科技人才浪费现象得到些许改善，还减少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愤青，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很多时候，科技工作者未必想如此，可在非学术化的学术领域，他们或许只能选择“沉沦”。虽然我们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集合着本学科前言纵横驰骋的大部分精英，然而多在兢兢业业、按部就班，譬如学术交流，更多地流于泛泛而谈的报告会、论文征集、评奖评比活动，很少有人愿意化大力气去围绕本学科的理论和相关行业的技术做吃力不讨好的原创性活计。

       社会大环境浮躁功利，多数科技工作者在目前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下，很像进城的农民工那样兢兢业业挣着工分，当然，象牙塔内也有会投机钻营的、沽名钓誉的，“好事”多被学霸、学商、学官滥用权力通吃了，大家见怪不怪，甚至两院院士评选，也快成高官的盛宴了，在一个官本位社会，人才结构的帕金森定律是普遍规律。

       三、做正能量的传导者

       改善科研生态，净化学术空气，最主要的是，要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可以是舶来品，最忌惮被中国式行政化。学术腐败问题，主要是体制漏洞使然，没有民主透明的同行评议和对项目的双盲评审。如果我们的专家群体既是进谏者、论证者，又是在最高决策层下的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少些犬儒，多些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善莫大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批制，所谓的申报、推荐，权力的掺和、干预，很难在程序、结果上保证公平、正义。

       科技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做制衡社会的第三方力量，要敢于在科学问题上较真，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社会需要有良知、有独立人格的科技工作者，应该睥睨那些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趋炎附势、卑躬屈膝的“伪科学家”、 擅长耍嘴皮子的“明星科学家”。在科学的伊甸园里，需要留一份理想主义者的可爱。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钱学森之问”背后也是“王国维之问”。

       我辈孩提时代都读过郭老《科学的春天》这篇课文，“向科学进军”的号令曾让我们这一代人热血沸腾，小时候最爱听老师讲科学家的故事，立志长大当科学家视为最崇高的理想，陈景润等科学家的事迹鼓舞着全社会“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时过境迁，社会价值取向已趋多元化，我们当时的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是幼稚的，但毋庸置疑，一个崇尚科学的民族，才是有明天的民族。为了共同维护良性的科研生态，科技工作者理应诚实守信，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传导正能量。虽然科技工作者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但是既然身为学者，以学术为业，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起码也要守住为人为学的伦理底线。